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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朝为了迅速完成统一，明初对西南的少数民族实行了以夷制夷的方略，即采用世袭的土官制度，让当地的领袖担任最高行政长官或最高军事长官。

        像广西忻城的莫家，他们既是最高行政长官，又是最高军事长官，甚至朝廷对忻城的司法亦是不会过问，朝廷仅保存着税收等事宜。

        正是朱家王朝给予这种优待，令到西南土司纷纷选择屈从，成为了大明王朝名义上的一员。

        只是高度的自治权，却是等同于养虎为患。在最开始的时候，土司的实力不见得有多强，但经过一百多年的积累，已然积攒着很强的实力。

        特别西南土司之间很喜欢联姻，令到他们更容易地抱作一团，甚至已经达到威胁大明的统治的地步。

        朝廷对西南土司倒不是没有动过“改土归流”的心思，明成祖朱棣便是处置了黔地的两大土司，并设立了贵州布政使司。

        只是“改土归流”这项工作无疑需要大明朝廷拿出决心及相当的财力支持才能实现，但明成祖之后的皇帝都没能做到这一点，本朝亦是采用消极的方式。

        像朝廷曾经对四川芒部实行改土归流，结果次年芒部土司起兵造反，流官知府带印奔逃，朝廷派兵大军镇压而失败，最后四川巡抚奏请恢复土官。

        嘉靖面对这个“改土归流”的挫折，却是没有昔日明成祖朱棣那种气魄，而是选择了妥协，废流官而重设芒部土司为土官。

        时到今日，这西南土司的弊病如同一天天壮大的肿瘤一般，朝廷想要推行“改土归流”的压力却是要更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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