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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明与后金的议和跟宋辽、宋金间的议和一样，都不可能有公证方。总不能找西夏、朝鲜这些相比无足轻重的力量来作公证，所以这种没有其他相对称的力量加以制衡的议和其实很脆弱，宋金议和就被双方多次撕毁。

        所以即便大明与后金达成了议和，只要发生了像后来李自成进北京城那种让后金觉得有可趁之机的话，那么后金也肯定不会安守本分的。

        议和虽对大明来说有多方难以接受之处，但如果大明能以和议之名将后金拖延住岁载，就可以抽调出关宁骑兵迅速平定农民军，关外攻则不足、守则有余，只要固守即可。

        李自成、张献忠等农民军部队大多数都是流民，跟黄巢一样，因为军队战斗力赶不上政府军，没有力量固守一地，经常被政府军追着走，所以只能采取流寇式走州过县，依靠涸泽而渔、杀鸡取卵式的掠夺来补充给养。

        李自成提出的“不纳粮”口号虽然容易获得百姓的拥戴，但这种“口号”却极为荒唐幼稚，短期可以靠抢掠来维持，长期的话除非靠不需要吃饭才可以维持。

        这种从没有建设一方、只有破坏，流寇式的，没有基地就没有稳定的后勤保障，所以才如无源之水、无根之木，其兴也勃、其亡也忽，很难有所建树。

        而明末的农民起义也并非是由朝政腐败黑暗或者暴政引起的，明末的农民起义爆发局限于一地、一域，早期是由陕北灾荒引起、后期是因河南大灾荒而壮大。

        而并非像秦末、隋末、元末那种完全由于暴政的倒行逆施而引起的全国大范围的农民大起义。

        所以明末的农民起义不像秦末、隋末、元末那样完全不可剿灭与安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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