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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胸有大志的杆子，一个提出打烂从来的杆子，已经不是自己这样的小小县治能够限制，和几个小计谋就能扑灭的了，自己这些小伎俩在那双锐利的眼睛里，就如同小儿般的幼稚和可笑。

        本来那县令还义正言辞的想上奏朝廷，把这个不好的苗子扑灭在萌芽之中，但在千户，尤其是最不受待见的典史直接诘问的几个问题下就彻底的泄气了。

        “你的话有人能信吗？”那千户轻蔑的笑着问道。

        “这个，我只是凭着我为朝廷尽忠的心，做我该做的事情。”那县令还在强硬，有这样言辞和胸怀的人早晚是朝廷大患，越早除去越好。

        “大人的话有人愿意信吗？”那主簿知道官场的规矩，好心的提醒这个初来乍到的县尊大人。上面龌蹉的伎俩和埋起头不愿事态扩大的心态，自己这个主簿都是一清二楚，主簿这个官位不大，但同僚互同生气，上下勾连却是必须的功课，要不你就别想在这个世道里混的风生水起，说不定哪天就被人家上官给卖了，岂不冤枉？

        “两个督抚互相推诿指责的事情就在昨天，御史大人都是左右各打二十大板息事宁人，不知道县尊大人更该如何自处？”那典史却不施礼，只是笼着袖子在旁冷冷的问道。

        此言一出，那县尊当场哑口无言，前番故事就在耳边，不由得自己不泄气，也就没了斥责这个逾越犯上小小典史的心思。

        当农民起义的火焰刚刚点燃的时候，朝廷在陕西的地方官员，唯恐这把火烧到自己身上，耽心朝廷追查责任，会受到严厉制裁。同时又幻想来年夏收之后，为饥寒所迫的起义农民将会自动解散回乡。于是，他们采取鸵鸟政策，禁止各府县报告“变乱”的消息。崇祯初年任陕西巡抚的胡廷宴，每逢州县以“盗贼”事上报，就不问情由地把来人打一顿板子，说道：此饥氓也，掠至明春后自定耳。然而，纸是包不住火的，农民起义的声势一天比一天高涨，地方官再也无法掩盖了，只好硬着头皮向朝廷报告。兵部奉旨查核时，地方官又互相推诿。陕西巡抚胡廷宴说是延绥巡抚岳和声管辖的边兵作乱，岳和声又说是陕西内地的饥民为“盗”。陕西巡按御史吴焕在疏中则各打五十大板，说:“盗发于白水之七月，则边贼少而土贼多。今年报盗皆骑锐，动至七八千人。则两抚之推诿隐讳，实酿之也。这段公案，已经成了现在陕西官场的一段笑话。

        看看垂头丧气的县尊，那典史不由嗤之以鼻道：“有此事在前，大人若是上报，定当被巡抚大人不喜，这次剿灭闯贼不派官军，而只要张元带着乡勇来，一是官军正和叛军和高迎祥血战，的确是抽不出身来，但怎么不是不想朝廷知道内地也糜烂的一种手段?”这个朝廷，真的让自己失望至极了。

        那主簿这时候也上前一步，“既然上峰巡抚都不愿承认这事，那大人难道就不想保全自己的官位？甘心当这个出头鸟？现在虽然是做官艰难，但只要是坐着这个位子，就有一定的油水可拿，欺负不了城外，还有城内商户可依仗。富县便是这再好不过的例子，虽然我们的政令再不能出城，但随着闯贼匪徒的采买，倒是那些商人铺户大赚特赚，那也可以搜刮的肥羊。”那主簿可真所谓苦口婆心了，为自己这个道行尚浅的上司，也同时为自己这些小吏的前程分析这事情前后缓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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