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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许开发南洋的人口买卖。明知道那就是债务奴隶、契约奴,却不承认那是奴隶,而说是契约长工,以求降低南洋的开发成本、增加资本回报率,让资本不流向国内土地而流向南洋。
勾结西洋人,借贷西洋金融资本集团的白银,并每年支付7%的利息,却坚决不扶植“民族资本”,不问他们借20%年息的贷款。
每年赔二十多万两白银,在苏南搞青苗贷,力求降低苏南地区的放贷收益,从而让原本无人问津的12%左右的一些工商业,有人开始投资。
顶着违背“米贱伤农”的大义,搞南洋米进口,降低工商业成本,降低地主的实物租收益,变相提升相对的工商业投资回报。
明明是政府这边的监管者,却要跟孙子似的,哄孩子似的,哄着这些新兴阶层,达成“高积累、低分红”的公司政策。
这一次分红大会上定下的“高积累、低分红”的公司政策,他已经用了浑身解数。
搞了鸦片案、教案,封闭英葡商馆。
搞了丹麦商馆查封加税。
搞了一两年的香料贸易断绝的饥饿营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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