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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表和蔡瑁、蒯越、蒯良诸人一样，也是出自高门，因而他此前虽未曾在荆州为官，却和蔡瑁等人是早就相识，会议上他不必遮遮掩掩，直接就道出了他的忧虑，他说道：“如今袁术在南阳蠢蠢欲动，江南宗党势力十分强大，又各自拥兵独立，假如袁术借助他们的力量乘机来攻，必然会大祸监头。我想征兵，但恐怕征集不起来，你们有什么高见？”

        当时第一个发言的是蒯良，他回答说道：“民众不归附，是宽仁不够；归附而不能治理，是恩义不足。只要施行仁义之道，百姓就会归附，像水向下流一样，为什么担心征集不到？”

        蒯越第二个发言，他说道：“袁术骄傲而缺乏谋略。宗党首领多贪残凶暴，部下离心离德，若让人显示好处，这些首领必然会率众前来，您把横行无道者处死，招扶收编他们的部下，州内百姓都想安居乐业，听说了您的威望和恩德，一定会扶老携幼，前来投奔。聚集兵众后，据守江陵和襄阳这南、北两处，荆州境内的八郡，发布公/文就可平定。即使那时袁术来攻，也无计可施。”

        蔡瑁在信中提到，说在听完蒯良的意见后，刘表称此是“雍季之论”，而在听完蒯越的意见后，刘表则称此是“臼犯之谋”。

        雍季和臼犯都是春秋时晋文公手下的谋臣。晋、楚城濮之战前夕，晋文公曾向二人问计。臼犯主张用诈谋。雍季说，诈谋虽能得逞於一时，但不是取胜的长久之术。后来，晋文公用诈术取胜，但在行赏时，却把雍季排到臼犯前面。左右不解，晋文公解释说：“雍季之言，百世之利也；臼犯之言，一时之务也。焉有以一时之务先百世之利者乎？”

        在信末，蔡瑁说：刘表采纳了二蒯的意见，在会议结束后，就派蒯越去引诱各宗党首领。

        因为在写此信时，蒯越刚出发未久，所以成效如何，尚不可知，蔡瑁自也没在信中提及。

        荀贞把蔡瑁的信递给孙坚，待他看过，慨叹说道：“刘景升，英雄也，虽是只身入荆州，而荆州已入其手矣！”

        只从刘表把蒯良的意见比作雍季之论，把蒯越的意见比作臼犯之谋，就可看出他的雄心勃勃，也可从中看出他这是决定要用诈谋定荆州，而又用仁义治荆州的战略和政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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