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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荀悦在正式工作的当天就给荀贞上了一道书。

        他在上书中写道：“兵乱以来，法不能行，民至仇杀不绝，请令禁私杀。”

        却是请求荀贞传檄州中，禁止私杀。

        有汉以来，禁私杀的诏书下过多次，但仇杀之事却是屡禁不绝。

        因为《春秋》之义，子不报仇，非子也，所以当孝子孝女为父母报仇，案发后，不但很多的地方长吏不会治他们的罪，比如光和二年，酒泉人赵娥为父报仇，手刃了仇人后，去县寺自首，结果却被县尉“强载还家”，压根就不治罪，凉州刺史、酒泉太守还“并共表之，称其义烈”，为她“刊石立碑，显其门闾”，并且百姓们也会人口相传、对他们的这种行为给以认可和赞美，在章帝时，朝廷还颁布过一部《轻侮法》，明确以法律形式规定了从宽处置为父报仇之人，此法虽行之不久，便在和帝时被废，然世风从中可见，所以私杀是虽屡禁而不绝，尤其现下兵乱，法律不严，豪家各养剑客、隐匿亡命，更是私杀不断。

        荀贞的州府、幕府、军中就有好多干过私杀这种事情的人，许仲不必说了，别人也不必多讲，只说新来的韩暨，为了给父兄报仇，此人早年就有过结客私杀之举。

        对这种风气，荀悦早就深恶痛绝。

        有道是：地位不同，对同一件事的看法也就会随之不同。

        当年在西乡时，荀贞不在意私杀之事，重许仲之名而爱用之，可现在他身为一州之主，且如今还是在兵乱之际，那么无论是从维护“法”的尊严上，换言之，也就是从维护州府的权威上，还是从降低人口不必要的减少，同时改善剽浮的风气，使百姓勤恳耕种上，他都有必要改变以前的态度，对私杀，要从不在意变成旗帜鲜明的反对，因而，他非常赞同荀悦的建议。

        只是和荀悦有所不同都是：荀悦虽请求禁私杀，但毕竟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在该如何处理私杀的问题上，却不是一味的以法行事，而是向荀贞具体提出了“有纵、有禁，有生、有杀，断之以法，是谓义法并立”的观点，也就是视具体情况而定，不单一地依从律法，亦要讲“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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