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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迟在台北待了整整五天。

        後来我才知道，那五天，他在台北过的是什麽日子。这些，有的是大鱼说的，有的是以荞透露的，还有的，是我自己一点一点，从他回来後那张憔悴的脸上，读出来的。

        那五天，赵总监把他关在会议室里，一次又一次地，要他在那份第二期拆迁的意向书上，签下建筑师的名字。公司的意思很明白：这个案子挂的是江迟的名，第二期要动土，就得他点头。他们给他升职，给他加薪，给他一个资深主任建筑师的位子——条件只有一个：闭嘴，配合。

        江迟一个字都没签。

        以荞说，那五天，他几乎没有离开过事务所。白天开会被轮番施压，晚上就一个人留在空荡荡的办公室里，把青石街那四十七栋房子的结构，一张图一张图，重新算过。他在替这条街，准备一份就算撕破了脸、上了法院也拆不掉的文化资产铁证。累了，就趴在图桌上睡一会儿；醒了，接着算。五天，他整个人瘦了一圈。

        最後一天，他把那叠亲手算出来的资料锁进公事包，走出那间他待了十年的事务所。以荞追出来，问他到底想清楚了没有——这样yg，等於把自己十年的前途，全赔进去。

        他站在台北车水马龙的街头，悠悠地，说了一句话。

        「那条街上，」他说，「有一个人，在等我回去喝咖啡。」

        以荞说，她当场愣了很久。她说，她认识江迟六年，那是她第一次，听见那个把什麽都藏在心里的人，把一句心事，说得那麽直白。

        这五天，青石街的清晨少了一杯六点的拿铁。我照样泡，照样放在墙洞里，可是墙那头没有人接。汽水放到没气，拿铁放到冰凉，我再自己拿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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