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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话虽有一定道理，但赵无恤却不认可恢复井田这种呆板的做法。

        井田的维持是与宗周的历史特点相结合的，到了春秋时已经极其不适应，鲁国曾初税亩、作丘甲，齐国相地而征衰，晋国也有作州兵，都是一种对现实的改革和适应。私田税亩是未来必然的趋势，儒家怀旧的情怀和复古的执拗也无法阻止这种情况浩浩汤汤发生。

        赵无恤暗暗想道：“所以孔子此人的为政也有些复杂，他一方面知道乱世里兵甲的必要，足食的重要，却依然把恢复周礼作为根本**，想以井田为经济基础，尊卑有序的礼乐为纲来治民。来到中都后，我便看到了他所建立这个‘乌托邦’的局限性。”

        当是时，早期儒家还没有完全脱离实际，他们大多数出身草根，对时代的适应性还是很强的。

        只是心里想和嘴上说是一回事，但实际贯彻起来又是一回事。就和后世墨家批评儒家的，说这些人能高冠儒服坐而论道，但站起来做事却无从下手。比方孔子和其弟子冉雍都知道富民是必要的，但若是仔细追问如何“富之”，具体要怎么做，他们恐怕又说不出太多的策略。

        早期儒者有一个质朴的理想，知道理想要到达的彼岸是“致尧舜”，却因为不会游泳，不会造舟楫，只能站在河边给别人出着主意。

        “过河！”

        “敢问如何过河？”

        聊到这里，儒者们便只能顾左右而言他了，后世典型的儒者如孟子就是这样，能对魏惠王侃上洋洋洒洒一大堆，却不会涉及具体措施。若是换了秦法家，就会规划出无数条详细到令人发指的举措，并将其变为推广到全社会的法令。

        更别说现如今赵无恤把子贡笼到了自己的袖中，让中都邑少了一位能理财开源的货殖专家，所以没什么开源头绪的孔子只能往节流和拆东墙补西墙上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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