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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国东西不过七百里，南北不过四百里，仅相当于吴国的淮北之地大，人口却和吴国等同。所以夫差从彭城、萧邑一路过来，路上所见与在地广人稀的吴国所见截然迥异。

        虽然宋国大乱，但战事主要集中在商丘西面和北面，鸿口一带还算安生，道路两边的田中麦苗青青，已有半尺来高，长势喜人，田中不时见有农人劳作。

        路上的行人也多了起来：有跨剑结伴而行的青壮士人，有带着孙儿的老者，亦有提着陶制水瓮的妇人。这些都是本地的土著，又有许多尘土菜色、扶老携幼之人，应是从其他城邑逃来的流民。看到军队通行，田间的农人起身观望。路上的行人、流民纷纷躲避。

        夫差看在眼中，喜在心里，喜的不是麦苗，而是口数。

        “宋国真是人烟稠密，积蓄丰厚啊。随便一个小乡，就能赶上吴国一个邑的富裕！”

        面对如此膏腴的景象，不做些事情，就不是被史家形容为“返禽兽行”的吴人了。

        夫差想起孙子教给他的兵法妙术：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粮不三载，取用于国，因粮于敌，故军食可足也！

        对于上一次伐楚为何会失败，吴国内部也有过总结。孙子认为是未能得到楚国民心，夫差却不这么看。

        他认为：吴国之所以因作战而贫困，是由于军队远征，不得不进行长途运输。长途运输必然导致吴人贫穷，甚至导致物资枯竭，物财枯竭，赋税和劳役必然加重，于是他的叔叔夫概才能利用国人不满自立为王。那场战争的结果是，在战场上，吴师军力耗尽。国内则财源枯竭，百姓私家财产损耗十分之七。公家的财产，由于车辆破损，马匹疲惫。盔甲、弓箭、矛戟、盾牌、牛车的损失，而耗去十分之六。

        这之后几年，吴国一直在恢复元气，如今还没达到战前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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