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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随着汉、罗两大列强战舰临门，埃及只得开口通商，割地赔款，托勒密十一、十二两世量埃及物力，结罗马欢心，内部起义不断矛盾重重，很快就药丸了。

        如果说大汉现在才是文明的青年期，那埃及，在走了三千年后，已经垂垂老矣，只好歹维持了王朝世系，曾经将无数入侵者同化的文化，已渐渐落伍。

        “埃及真是中国的一面镜子啊，这趟是来对了，赶在中原像历史上那样，踩进马尔塞斯陷阱，进入历史循环前。”

        任弘记得，历史学家汤因比有一套理论，文明的“挑战和应战”。人类从古代到今天，都曾经面临着外来的挑战，智者和广大人民一起，对挑战做出回应，从而推动文明的轮子，让酋邦变成国家，进一步发展壮大。

        挑战可以是天灾，也可以是敌国——大汉能够完成从高、惠到汉武的蜕变，来自匈奴的挑战至关重要。

        但若外部挑战太过巨大，可能毁灭一个文明。挑战若是太小，则无法激励内部足够的动力。按照人类的尿性，每当这时候，就要开始无穷无尽的作死了，贵族豪强兼并，从上到下滋生，文恬武嬉……

        一如孟子的话：“入则无法家拂土，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

        任弘开创的左传一派，最近正在张敞、耿寿昌主导下，鼓捣子学复兴——荀子、墨子等人的著作被整理印刷传播，加上任弘加塞的理论，算是内部的“法家拂土”。

        但若没有外部刺激的话，任弘悲观地认为，他和刘询死后，只需要几代人，大汉朝照样完蛋——既然外部没有敌人，或者敌人足够远够不成任何威胁，为什么还要夙兴夜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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